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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2021年度政法網絡輿情特征
發布時間:2022-04-07 15:12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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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黨和國家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征程。作為“十四五”開局之年,我國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國際局勢反復動蕩,美西方對我國的科技封鎖日益增強,這些國內外形勢變化傳導至國內,對社會穩定帶來諸多風險挑戰。政法機關作為社會穩定的守護者,頂住壓力積極作為,在各項政法工作中貫徹落實“三同步”工作要求,運用法治手段守護公平正義與社會秩序。不僅如此,政法機關展開深刻的自我革命,通過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提升隊伍的忠誠性、純潔性,公眾信任度進一步攀升。

但深入研究政法工作各環節發現,一些執法不規范問題、判罰爭議仍然存在,夾雜疫情防控等多重問題,輿論存在微詞。為科學獲取公眾對于司法公信力、法治獲得感的綜合性評價,法治網輿情中心從2021年收錄的699起政法網絡熱點事件中,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166起進行定量分析,歸納出2021年政法網絡輿情的總體特征以及應對情況,為各級政法機關提供工作參考。


 

總體特征

 

1. 地域:中東部地區壓力不減 西部地區輿情有蔓延之勢

 



(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政法機關輿情地域編碼為“全國”)

2021年,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輿情事件波及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相比2020年的26個有所增長,輿情地域范圍進一步擴大。具體來看,河南省輿情數量居于首位,占比超一成,遠高于其他省份。其中,安陽“狗咬老人”事件、南陽兩少年殺人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等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浙江、河北、江西、北京、陜西等五省各有輿情事件9起,并列第二。例如,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事件、杭州警方通報林某斌事件,河北唐山貨車司機自殺事件、家長疑因“反映學校食堂問題”被刑拘事件,江西少年“反殺”案一審宣判、上饒涉疫寵物被“無害化處理”事件,北京警方刑拘吳某凡、航天投資公司董事長打人事件,陜西西安司機猝死車內被貼罰單、西安地鐵保安拖拽女乘客事件等,都引發輿論熱議。此外,通過對比往年數據,2021年新增寧夏、西藏、青海等地輿情,河南、河北、江蘇、湖南連續四年輿情數量排名前十,表明中東部地區輿情壓力不減的同時,西部地區輿情也有蔓延趨勢。

 

2. 系統:公安法院兩系統輿情多發 跨系統輿情持續增多

 


從系統分布來看,公安系統輿情占比連續兩年降低,但仍為政法輿情最為多發的領域。具體來看,突發案件、執法問題仍為公安系統輿情主要類型。法院輿情數量較上一年稍有降低,數量僅次于公安,居于第二位,判罰爭議為法院系統最主要類型輿情。檢察院、政法委、司法行政等領域輿情占比較上一年度稍有波動,但整體變化不大。此外,由于政法輿情的復雜性持續加強,跨系統輿情比例自2019年以來連續上漲。以河南安陽“狗咬老人”事件為例,該事件本是狗傷人的日常糾紛,但由于公安、城管、市場監管等多個部門失守,輿情最終在媒體監督下爆發,并在發酵過程中衍生出“當地檢察院涉嫌違規退查狗主人詐騙案”的次生輿情,多個政法機關被拖入輿情漩渦。

 

3. 層級:市縣兩級承擔大部分輿情壓力 區縣級輿情烈度增大

 


從輿情事件涉及的政法機關級別來看,輿情壓力主要集中在區縣及地市級別,總計占比超八成。其中地市級占比為40.8%,反超區縣級,成為輿情多發第一梯隊;中央及部委級別占比4.1%,省級占比14.8%,鄉鎮及以下占比為0.7%。地市級輿情事件中,關注度較高的有湖南長沙貨拉拉女乘客墜車死亡事件、深圳警方辟謠網民被下“迷藥”事件等;區縣級輿情關注度較高的包括江蘇灌云縣女輔警敲詐勒索案、四川成都成華區49中學生墜亡案等,輿情烈度日益增大。此外,中央及部委級別輿情增多,最高法、人社部聯合出臺典型案例明確“996”嚴重違法等政策發布類輿情較為典型,輿論觀點多為正面。

 

4. 來源:網絡媒體、微博仍為政法輿情主要“策源地” 報刊影響力下降

 


2021年,網絡媒體與微博仍為政法輿情最主要的“策源地”,自兩平臺初步曝光進而發酵的輿情事件數量占比超55%。發酵于短視頻平臺的政法輿情占比自2019年以來出現“兩連漲”,僅次于網絡媒體和微博。相比之下,源自報刊、電視臺等傳統媒體的輿情占比持續減少,尤其是源于報刊的輿情大幅減少,數量占比自上一年度的17.3%銳減為7.8%。

分析認為,上述變化與傳播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微博、短視頻等平臺為普通網民提供發聲渠道,“人人都是傳播者”的環境以及此類平臺的交互性、裂變式等傳播特點促成了輿情多發。而媒體方面,網絡媒體憑借時效性強等優勢,逐步超越傳統媒體在輿情發酵中的影響力,通過及時跟進微博、短視頻平臺的網絡爆料,并發掘其他多類型政法領域選題,成為政法輿情的重要來源之一。

而微博、短視頻以及網絡媒體在政法輿情發酵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割裂。不少經由微博、短視頻等平臺發布的網絡爆料,通過媒體的報道和跟進,迅速發酵為全網關注的熱點事件。比如,遼寧大連一男子駕車沖撞行人、南京男子在新街口傷人案、成都49中學生墜亡事件等傳播過程中都出現了“網民+意見領袖+媒體”的合力。

此外,來自政務網站的輿情事件數量占比較2020年大幅提升,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2021年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工作全面推進,政法干警因違紀違法被紀委監委通報情況增多;二是中央政法機關發布與社會熱點相關的規定引發較大關注;三是來源于裁判文書網的輿情熱度不減。

 

5. 爆發時長:輿情發酵節奏整體較快 舊案復燃比重升高

 


從輿情爆發時長來看,2021年與2020年的整體差別不大,從事發到輿情發酵的所用時間依舊偏短,主要爆發時長都集中在7天以內,占比累計超六成,其中1天內爆發的輿情事件比重遠高于其他時長的,達到45.5%。由此可見,在以移動社交媒體為主要傳播途徑的時代,信息傳播速度不斷提升,輿論節奏也被持續壓縮。例如在網民“辣筆小球”侮辱戍邊英烈一案中,其違法言論一經發布便遭到網民譴責,事發后不到12小時,個人微博被禁言,當天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央媒對此事發表評論,次日當地警方就對嫌疑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并進行通報,事件從發酵到處置僅用一天左右的時間,進展速度很快。此外,與2020年相比,2021年中輿情發酵與事發間隔13年的事件占比翻番,達到7.2%,如北京“教授狀告知網侵權案”在獲得新進展之后再度引發關注,說明無論案件是否已經閉環,只要爭議尚存,輿情就仍有復燃的風險。

 

6. 起因:惡性刑事案件敏感度高 離婚類民事糾紛輿情風險大

 


從輿情涉及的事件類型來看,166起案事件中,涉疫情防控的有8起,占比4.8%,內容涉及疫情防控執法、防疫工作模式等方面的討論,如河北秦皇島曾發生不配合疫情檢查致防疫工作人員死亡案,檢方提前介入;江西上饒處理涉疫寵物引發爭議等。

涉法輿情事件158起,占比95.2%。由刑事案件引發的輿情占比最高,達38.0%,其中惡性刑事案件占比24.7%,一般刑事案件占比13.3%。治安案件、民事糾紛、違紀違法通報引發的輿情分別占比22.2%、13.9%、4.4%。民事糾紛中,涉及婚姻問題尤其離婚的案事件同比較多,如福建連城縣法院發出首張“離婚冷靜期通知書”、湖南女子54次起訴離婚均被駁回、全國首例家庭勞務補償案宣判等。政策發布、公共安全事件引發的輿情分別占比3.8%、3.2%。此外,教育等行業亂象波及政法機關的輿情占比2.5%,其他輿情事件占比2.5%。

 

7. 類型:判罰爭議、執法問題是主要輿情類型 網絡謠言類輿情占比增加

 


從輿情類型來看,責任主體分為三個層面:涉及政法單位的輿情占比74.1%,涉及政法干警個人的輿情占比12.7%,涉及單位和個人的復合輿情占比13.3%。

涉及政法單位的輿情中,判罰爭議、執法問題、突發案事件占比最高,分別為19.9%、19.3%12.7%。同比2020年,三類輿情分別占比17.9%、15.4%23.7%。其中,判罰爭議和執法問題占比有所升高,政法機關的執法司法行為受到輿論更嚴格審視。而隨著輿情工作模式日臻成熟,突發案事件引發的輿情數量占比有所下降。值得關注的是,網絡謠言、司法文書錯誤這類之前占比較少的輿情有所增多,分別為3.6%1.2%。

涉及政法干警個人的輿情中,違紀違法、不當言行、非正常死亡仍是主要類型,分別占比5.4%、4.2%、3.0%,同比2020年,三類輿情分別占比7.1%、3.8%、0.6%;不當言行和非正常死亡類輿情占比有所升高。

涉及單位和個人的復合輿情中,執法問題、違紀違法、判罰爭議、不當言行、失職失察分別占比4.2%、3.0%、2.4%、1.8%、1.2%,其他類占比0.7%。與2020年相比,執法問題同樣占比最高,這類輿情中,政法干警個人執法規范問題上升為單位失察的情況最為常見。

 

輿情處置

 

1. 輿情復雜性加劇 政法機關輿情回應率持續處于較高水平

 


在納入統計的166起輿情事件中,政法機關主動通報案事件調查處置或審判結果、公布干警違法違紀情況的共18起,占比10.8%;在輿情爆發后進行主動回應的有107起,占比64.5%;主動通報與主動回應兩種主動作為的輿情事件合計占比75.3%,較前兩年雖略有回落,但持續處于較高水平。最終有處置結果的輿情事件116起,占比69.9%,較去年有所下降,但相較于2019年仍提升11個百分點??傮w來說,政法機關輿情回應及引導意識較高,但在持續跟進處置結果公開方面仍有提升空間。

此外,本年度有39件輿情事件引發次生輿情,占比23.5%,同比增長明顯。這一類輿情比重自2019年持續增加,側面說明網絡輿論生態復雜性日益加劇,提示政法機關在處置時注重把握好時、度、效,避免輿情長時間發酵引發次生輿情,進而加大應對引導難度。

 

2. 追求回應速度和回應效果相統一 兩微平臺為輿情應對主要陣地

 


在有回應的125起輿情事件中,3日內作出回應的事件占比達86.4%,表明政法機關依然保持了較高的回應速度。與2020年相比,12小時以內有回應的事件數量占比下降了3個百分點,1224小時回應的事件數量占比則有明顯上升,達到23.2%,13日內回應和37日回應的事件數量占比分別為13.6%6.4%,較2020年出現小幅波動。分析具體案例可以發現,政法機關并沒有一味追求回應速度的提升,而是更注重回應效果,以免置身于草率應對所帶來的負面輿情“反噬”風險。

從回應渠道來看,官方所依托的發聲渠道更為集中,有超過六成的輿情事件是借助兩微平臺做出回應,占比較2020年進一步提升;依靠媒體報道進行回應的比重為29%,較上一年下降了近7個百分點;以官網發布作為回應渠道的事件略微增多,占比8.1%。目前來看,大多數回應主體之所以選擇自有渠道主動做出回應而非采取第三方轉達的方式,是因為一方面集中的內容公開明顯提升了回應的權威性,避免被多方轉述造成信息誤差從而導致內容被公眾曲解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社交平臺直面公眾質疑,與輿論達成直接有效的溝通,對接網民“輿論監督”的參與期待,以便更好化解輿論爭議。

從回應主體來看,與2020年相比,由涉事部門進行回應的事件數量占比有所增加,達到62.9%,表明涉事主體主動作為的積極性有所提升;而上級主管部門介入回應的比重下降了近7個百分點,側面反映出涉事部門輿情應對能力在逐步精進,能夠較為及時遏制輿情擴散和波及的范圍,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級主管部門的應對壓力。同時,第三方回應的事件數量比重也略微提升了約2個百分點,顯示出不少輿情事件呈現復雜化特征,牽涉主體逐漸多元化并且覆蓋多個領域系統,這對部門間的協調銜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政法機關內部多主體回應的情況稍有減弱,相關案例所占比重較2020年減少了一半以上,為4.9%。

 

3. 首次回應平息率仍較低 跟進處置日益常態化

 


125起作出回應的輿情事件中,首次回應輿情即平息的占比22.4%,仍有追問的占比50.4%,受到批判的占比27.2%。具體分析發現,公眾對輿情工作的要求不斷升級。除了滿足知情權的事實引導,情感引導的需求明顯增加。在一些敏感輿情中,政法機關僅通報事實細節難以取得良好效果,還需搭配合理的釋法說理才能平息輿情。

在首次回應未平息的輿情事件中,處置率較2020年有所上升,超過六成得到跟進處置。在處置主體中,與2020年情況不同的是,涉事部門所占比重上漲了16.8個百分點,達47.6%,由其直接跟進處置的事件如“阿里女員工被侵害案”和“航天投資公司董事長打人事件”等均是由涉事公安機關跟進解決,有效防止輿情升級或蔓延至其他政法系統。多主體跟進處置的事件所占比重為24.6%,在部分較為復雜的輿情事件中,由第三方配合回應是當前輿情處置較為有效的方法。

 

4. 輿論總體滿意度處于中間水平 跟進處置對于提高滿意度效果明顯

 

從輿論滿意度(測量采用5分制:5代表“非常滿意”,4代表“較滿意”,3代表“一般”,2代表“較不滿意”,1代表“非常不滿意”)來看,在有回應的輿情事件中,滿意度平均分數為3.02,略低于2020年的3.26分。中間部分選項“較滿意”“一般”“較不滿意”占比較高,分別為24.8%、28.0%、27.2%,合計達80.0%。

在有回應的輿情事件中,部分處置部門做出了進一步處置,輿論滿意度高于一般水平。這部分事件中,滿意度平均分數為3.25,“較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占比更低,而“較滿意”“非常滿意”占比更高。這反映出,在輿情事件日趨復雜的背景下,一次回應常常不能滿足輿論需求,只有把握節奏、跟進處置才能獲得更高的滿意度。

 

 

 

來源:《政法輿情》2022年第4

作者:法治網輿情中心輿情分析師 付萌 靳雪林 任靜

編輯:彭曉月 李思彤

 


責任編輯: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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